《一百个人的十年》 　　《一百个人的十年》是冯骥才的纪实文学作品，书中记录了二十多位普通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每一篇读完都让我怅然，继而怀疑、叹息和反思。　　下面我摘录了其中一篇，在阅读过程中，我突然想起了《局面》节目对鸿茅药酒事件主角谭秦东的专访，链接：　　上：https://v.qq.com/x/page/h3257v4jr47.htm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B81Y-GK5U　　下：https://v.qq.com/x/page/y3258zmwd7m.htm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FEjZk-lX6o　　　　　　　　　　　　　　　　　　　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丈夫·1966年·26岁T市某机械厂工人　　　　　　　　　　　　　　　　　　妻子·1966年·20岁T市某机械厂工人这是一对夫妻共同的一段往事:一九六八年元旦结婚——共同生活六十天祸从嘴出——抄家后她用十七块钱养活老少三辈——军代表用意不良逼她离婚——狱里狱外几封通信—她千辛万苦等了他三千六百五十天—他奇特的仇记　　丈夫：我真不想提那段事，我们两口子，现在也避防提。只要一提，几夜就甭想睡觉。甭她，我也是。再说总提它有嘛用呢?不是让咱往前看吗，把帐全算在“四人帮”头上。过去那段事都按下算啦。受过苦的人太多啦，现在谁也不愿意说啦。可我又想，咱受过的这些苦，也不能就这么白白一笔抹掉，那不就白受这些苦是吧?我跟您讲了，您记下来，将来印成书，咱这痛苦就留下来啦，到嘛时候，让后人也看看，啊，啊。　　说实在的，我无缘无故白白蹲了十年监狱，真叫好没影儿的事。我老婆等了我整整十年，那罪没少受；比我更冤，更倒霉。有她的嘛，一个女人。　　我的苦再苦也没嘛，我是男人嘛，可她就难了。您说说，她那会儿才二十出头，人又漂亮；您看，我还带来一张她那会儿的照片。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半身不遂的老父亲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自己算是反革命家属，父亲是资本家，熬过那十年容易吗，楞等了我整整十年。我们这些犯人，离婚的有百分之九十还多；几乎可以说，进去没个不离的；也有为离婚的事自杀的，杀人的，神经的，也太多了。她来探监，同屋的人全羡慕我，先头我都不敢跟人说她是我老婆，只说是妹妹；我也怕过不几天，离婚了，不就栽了吗?她等我时，哪会知道还有一天“四人帮”会倒台，我会平反，等十年不就等个反革命吗?还不是个“反属”，有嘛好处?更别提她受那么多政治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穷困了。她这么年轻漂亮，不等我，完全有其它路可走。所以我认为她是一种坚强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我挺自豪，跟谁我也这么说。　　我的经历没嘛，比我苦的还有的是，比我冤的也有的是，我见的多了。那阵子为一句话坐大牢的人多了去了，光我们那儿就大部分的现行反革命罪。我们屋里有个犯人，以前是贫农协会主席，罪名就因为下山到集子上买毛主席石膏像，那会儿不叫买，叫“请宝像”，不是他这样出身好的还没资格“请”。那玩艺儿挺沉，山道又不好定，他就用麻绳拴在石膏像的脖子上，前边儿俩，后边俩，就这么背着赶路。没想到还没出集子就让入给抓住，好嘛，“现行反革命”，立时就抓起来，家也没让回，进大牢了，五年。您说冤不冤?还有一个小伙子，为的是爬到百货大楼顶尖上拍了两张照片，想落个城市面貌的照片，现在看这算嘛事！可那晚儿就不行，怀疑他是搞“特务活动”，也给关进来了。后来，我的一条手绢，还是他带出去捎给我老婆的，这才保存下来。妻子：可不，那条手绢是他出事那天，人家打他时候包头用的，用角铁的尖打，人头啊，不是别处，手绢上全是血。您看，我带来了，多狠，连手绢都打出这么多洞来，一般人下得了这手？　　丈夫：您没见比这还狠的也有的是啊。不说别的，这地方上的事儿说不清，公安局里不是不准打人?可我亲眼看到他们打人。好家伙儿了，用手拷拷还不解气，楞用粗铁丝绑上，再用者虎钳子拧啊。您想想，那手腕子上的皮肉还不全破了，哪经得起这么拧啊，后来全长了小蛆，白的。瞎，那些事儿别提了，多了去了。我说咱重点说说她吧。她比我苦，更典型。像我这样儿的反革命太多了，可像她那样的就不多了。她那些东西，百年之后，说句大白话吧，不管哪朝哪代的人看了，都会觉得值得一写，因为它是真的。她受的那些迫害，都是有真凭实据的，有名有姓有地点，咱写到《人民日报》上也不怕，真东西搁的时候长，不是“四人帮”那些东西，隔不了几年一拨弄就倒了。我好歹大人孩子都团聚了，也就算最好的结果了。对不对?有些人老婆离婚，孩子让人带走了，房子叫人霸占了，她偏还住在你对过；你不也得天天打头碰脸，你嘛滋味?我说您写就写我老婆，别写我；突出她，就把她碰上那些个人，那些个事，按当时的话说，灵魂上的东西，解剖解剖。甭管他是头儿，还是军代表，照样有不是东西的，表面上像个人赛的，其实心眼里想的嘛，别人不知道，我们知道。　　打头儿说吧。我出身工人，本人也是工人，钳工。“文革”前是车间里生产负责人。我这人生来就直性子，您看我说话就能知道我的脾性，也甭多描。我打嘛时候也不愿意巴结领导，爱站在车间里工人一边儿；替大伙儿说话。有时好给领导提点意见，这叫“犯上”，所以跟头头有点矛盾。他们说我不靠拢组织，打从“文革”开始，他们就想法儿找碴儿整整我。　　我觉着他们整我全是有预谋的，好像全策划好了，一下子就来了。我的碴儿就是说了一句错话，这完全是玩笑话，是喝酒时和一个要好的哥们儿说的，这哥们儿平时不分你我，嘛话都说。当时就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话，说朱元璋当了皇上，把下边的功臣全干了这类的话，没想到他把我的话向上汇报了。那会儿人全乱套了，谁也不知道变成嘛。可他在暗处，我在明处，我哪知道。这是六八年三月一号晚上的事，第二天一下子开大会突然宣布，说我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大宇报呼啦一下全贴满了，好家伙那阵势，开着会一下子把我揪出来，把我的工人出身楞说成是资本家出身。出身还有变的，可这么才好说我“阶级报复”。这出身是大字报定的，也不知谁写的，反正破鼓乱人捶呗，也没你说话分辨的份儿。“阶级报复”比单纯反革命罪重呗。好嘛，开始还没怎么，还是文斗；后来台上指挥的军代表一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嘁哩咔嚓全上来了，这是他们预先说好的暗号，明白吗?一喊就是要开打了。可全动了真格的了，这是真打，不是假打，抄起那些铁家伙，打的可不含糊。我也没看清都是哪些人，反正劈头盖脸的就来了。我一看不好，赶紧掏出手绢捂住脑袋，他们拿三角铁、铁疙瘩嘛的，操着嘛就是嘛，乱砸一气。表面看流血不多，可这叫软伤，最厉害，就冲着脑袋来啦，欠点把我打死。我就死命捂着脑袋，手绢就这么破啦。我这耳朵到今儿个还聋着啊，也是那晚儿给打的，到现在还总嗡嗡响，总响。后来打晕了，嘛也不知道了，他们大伙拿大铁丝把我绑起来，我就不知道了；跟手可能就送到拘留所去了。　　妻子：那天开会时我去了，我跟我丈夫一个厂，我在场，是选什么革委会的大会吧，好像是的。他们打他时候我不敢看，也看不见。当时我心跳的呀，我就出去了，走出会场了，想回家，想走，到哪儿都行，不想呆，也呆不下去了。可我一出门就看见一个人，就是革委会那女的，主任，她盯着我，不让我出去，所以我知道，连着后来的事，我知道他们是串通一气儿的，有预谋的。等我回家时有个邻居告诉我，刚头儿你们厂押着你爱人回来一趟，他出车祸了吧?我到屋去一看，也全是血，那些血啊……　　其实后来我想，他要是那次没抓走，还在厂里的话，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运动也得给揪出来；我想了，那说不定更倒霉，恐伯不打死也得打残了。这些人目的不达到是不会算完的，　　丈夫：我的事到了七０年就全搞清了。我出身是工人，不是什么资本家，也够不上现行反革命。可驻军和革委会那帮整人的人，他们不肯认错啊！为了维护革委会的声誉，不给平反。再说驻军那姓×的小子，他的个人目的还没达到呢，他想娶我老婆。监狱当然也不管了。那会儿监狱就像仓库，不拿我们当活人，像取货提货一样。管我们监狱的那人就说，我不管你们出来进去，只要拿提货单来，我就放人；没单子，你就在这儿呆着。他就这么说的。我活活就在这里边呆了十年。等我出来时，我妹妹看着两张《判决书》说，他凭这两张纸，就把人活拆腾半死。就这么两张纸啊！我带来了，您看这判决书写得多潦草，这字，您看，随便一划啦，真不如仓库提货单认真呢。管监狱的人说，“我们嘛也不管，只管进出，你们少找麻烦，谁要是不想活了，就自杀。我连份检查也不用写，你们谁爱死就死，我不管。”　　我申诉了二十多次，也没人理我。出来之后，要回厂工作，革委会主任说了，他要回来，先把他腿打断了再说。就楞不肯收，我借钱也不给。没工作没工资，又地震没房子，我们房子早让他们霸占了，那时叫“压缩”。这种事都是街道积极分子干的。有问题的人房子都得压缩。腾出房来，他们搬进去。我结婚是两间，楞叫我老婆搬出来，另给一间小破屋。地震时又坏了。我放出来算落实，心气儿还挺高，大年三十中午去找房管站管房子的，房管站那伙人，真油。我一说，他说我不是管落实的，管落实的今天休息没来。隔些日子再去，还这套。后来才知道，就是他管落实。到今天也没解决，这就别说啦。落实能落到我们这小老百姓头上?顶多落在名人、领导干部头上。他们是门面人，对吧！　　妻子：我还记得那是生孩子后五十三天，因为产假只有五十六天，马上要上班了，孩子病了，是冬天，因为屋里实在太冷啦，得了肺炎。我才二十岁，没弄过小孩啊，不懂啊，这晚上他一夜都没闹过，我还觉得他很乖呢；其实那一夜他已经没劲儿再闹啦。第二天我一看嘴青了，得去看病啊!可我没钱，没钱看病，又不好跟别人借，邻居也不大敢和我们这样的家打交道。我当时真觉得孩子没救了，活不了了，急得没辙，绘我婆婆打电话。正好“最新指示”来了，全市都不上班，大游行，那会儿不都那样吗，一游行就排了大队满街里定，车都不通了。我婆婆接了电话后就来了，走了整整大半天，好几个小时啊，就绘耽误了；她来之后才送到儿童医院抢救过来。那会儿真是一毛钱也没有啊。记得还是大肚子那会儿，我到他妈妈家去，来回也总是走的啊，那么远路，一走几小时，可就没钱，没钱坐车啊，有了钱也舍不得花。　　我丈夫关进去以后，先是在拘留所，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他性子直，再顶撞了谁，怕公判大会给他重判，绘他发配到远处去。他要就在市里坐牢，我不还能常见到他吗？最起码一个月不还能见一面吗？能看看也是一种相互的安慰吧，当时想。就怕把他弄到什么青海西藏的，那我可真受不了啦。那会儿啊，这些犯罪的我觉着就像演员一样，一公判一个区就几十个哪，每次都是，真像演员赶场哪，从这个体育场赶到那个电影院，再赶到什么学校工厂的，来回的赶。开大会，押上来，念罪状，再念判决。到一个地方来一次。公判也是为了吓唬人啊，镇压他们，也吓唬我们这样胆小的，老实的。　　丈夫：那会儿我们在监狱里给人修理手铐，一筐一筐的；抓的人太多了，一拉百十人。言论这玩艺，最厉害，弄不好一句半句话说错了，弄进去，像我这样进去的太多了。她想让我别惹事，我当然明白，事儿大了，就更对不起她了。我就和关在一块儿的几个犯人一道……这些人都熟了，能互相照顾照顾，也有一个小天地；因为都是这种问题关进来的，品行嘛的都不错。后来我们都是朋友啦，顶现在还常走动走动。　　妻子：我们是六八年阳历年结的婚，那年三月二日他走的。我们在一起士共才过了整整六十天。他服刑的十年，我完全是靠着蜜月的回忆，还有对他的信赖才苦熬过来的。这三干六百五十个日子，我真是一天一天数过来的。我二十岁，刚刚从学校走到社会，刚刚开始生活，就碰到这么无情的命运，一夜之间丈夫变成现行反革命，我感情上真接受不了哇。军代表那个姓×的，和我们革委会主任，就是那个女的，勾结起来，早就打好主意了，把我丈夫整了，让我和他离婚，用尽了各种手段。现在想想，真不知当时怎么就顶过来了。也许我这人还是比较倔强的，虽然表面上看不太出来。　　我丈夫一走，连着抄了六次家，把我们刚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被子啦，毛毯啦，还有衣服料子什么的，全抄了；抄到后来，家里只剩下光床板了，全光光的了，嘛也没有了。他们还把抄去的东西办什么展览会。抄家抄到后来几次，我人都麻木了，就这些东西随你们抄吧，都跟我无关了。我对他们也恨不起来，他们出身好，为保卫红色政权连命也不要了。让他们去表现吧，去革命吧。我觉得庆幸的只是丈夫绘我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礼物，就是我们后来的孩子小冬。我们孩子生出来时，奶奶说，他爹叫柱子，柱子底下要有石头，就叫他石头吧，叫石；正好搞专案的人姓石，他贴大字报，说给孩子取名为石，是记着专案那段事，记着姓石的人的仇，这个名字叫不了了。后来说叫东东，又不让，说你是记着“东方红××厂”，不行，还得改。我烦了，也犟起来。后来人说改就改吧，孩子的名字就是个记号，干嘛让他们没完没了呢?也省得他们找麻烦了。我就说叫冬冬吧，冬天生的，才行。那时候你干什么他们也找你麻烦。反正怎么也不对，都能找到错。我会理理发，会裁衣服，因为没钱，全用手给孩子做衣服，跟我一块干活儿的同志就说让我帮着做，做不好看不高兴，做好了是奇装异服，还批判我。我给理发也是这样，剪不好看说你不卖力气，剪好了又批判我，“修”了。我用我丈夫原先的饭盒儿，上面有他名字的，都说我划不清界限。那时家里东西全抄走了，连暖壶都抄走了，又没钱买新的，这些旧饭盒能扔了不用吗？　　生小冬那时候，连被褥都不给一条。我和刚出世的小生命就睡在光板铺上。唯一的安慰就是把丈夫的信放在枕头底下，让他离我近点，也让他享受一点得子的幸福。我相信，只要心诚，他会感受到的。　　丈夫：我接到她的信，说下个月要临产，不能来看我了，我那心里真像翻了五味瓶啦，真说不出是嘛滋味。这消息对我太突然了，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就要做爸爸了。可我给妻子和出世的孩子能带来嘛呢，只有让他一出来就是反革命小患子。这都是我的过错呀，我太恨自己了，觉着太对不起他们娘俩儿了，我看她的信就像用血写的，根本不知道家里抄成那样，亲戚全不认人了；她父亲半身不遂了，也不能怎么帮她，一个月全靠她十七元学徒工的工资，那日子怎么过的呢!你想，十七块，好几口儿，还外带给我买点烟呀嘛的。　　妻子：孩于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每次他睡着时候，我总爱仔细看他，他笑的样子，睡觉的姿态和他爸爸一模一样。我总是一夜一夜流着泪渡过，看着儿子，想着以前那些事。他也总来信说他总梦见小冬。也不知怎么回事，他们父子俩从来没在一起生活过，可小冬打小，还不大懂事时，跟我在监狱看他爹，爷儿俩感情特别好，大概这是血缘关系吧。一有好东西吃，孩子总想着爸爸。有一年国庆广场放焰火，小冬问我这焰火爸爸看得见吗?奶奶说看得见，他别提多高兴呢。家里这穷，但他爸爸总惦记问孩子几个月没照像了，他想要照片，夹在语录本里，他说他每天都偷偷看。我也就领孩子去照像，好让他总看到孩子新的摸样。　　丈夫：有次在牢里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不是也有个冬子吗，我就特别想我们小冬。有一次事给我印象特深，那次是我犯错了，所以受惩罚不让和家属见面。其实所谓犯错误，就是对同屋犯人说了两句心里话，不就是心里有怨气不服网，也就敢私下说说。这就说我对自己的罪行不认识，就不让和家里见面了。结果偏偏赶上那回我们小冬和他妈妈一块儿来看我，孩于是带病来的。因为平时吃不起苹果，有病了才吃到，可孩子非要把苹果带来，给爸爸吃。他没见着我，把苹果留下了。我瞧着那苹果，心里太不是滋味了。心想，我这个爸爸也太不争气了。他们对我越好，我越难受，我真对不起他们母子俩啊！不过也亏了他们这么天长日久的感情，才帮我渡过那些年头。那是嘛年头！他们每个月才和我见一次面，就15分钟，有时候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接见时乱哄哄的，听不见说话，我光笑，其实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讲，一见面又不知讲嘛好了，我总觉得我这笑里头包着好多东西，有内疚明，我想我只有好好改造吧，到时早点回到他们身旁，这比说嘛好听的都强。　　每次看到孩子又长高一块，我心里都特别高兴。他每次的样子，每个小动作，每句话我都使劲记下来，没事一个人时就光想，回想这些，这是我最大的乐趣。他总问我，“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爸爸你带我去公园行吗?”我都不知怎么回答他。可对我这么个“坏”爸爸，他又那么有感情。有一次我病了住院，孩子和妈妈、奶奶一道看我，这是唯一一次特殊接见，可以自由说话，我第一次抱了儿子，他高兴极了。离开时大人正着朝前走，可孩子却倒着走，一直看着我，朝我笑，朝我招手，一直到走出大门看不到。你说这不剜我心吗！　　妻子：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他们玩儿电动玩具，各种各样新鲜的玩艺儿，可我们小冬小时候哪摸过这玩艺儿阿。别人不敢沾我们反革命家属，找不到托儿户，托儿费也出不起。我把他关在小屋里去上班。有一回邻居大娘告诉我，你们孩子渴了就去舔墩布上结的冰柱子。孩子什么玩儿的也没有。过年别的孩子都穿新衣服，他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全有新衣服穿，可没人想到给冬冬买一件。我给他做双新布鞋，美的不得了。那天我下班回家，看到父亲点了一屋子小蜡烛头，和小冬在看蜡烛烧，因为孩子没有玩具啊，我心里难过极了。　　过年时候，人家都高高兴兴的。我总把年夜饭留一份给丈夫，孩子也把好吃的挟到爸爸碗里，给爸爸吃。我们不是过年，是受折磨呀！　　有一回有人送给我孩子一只小鸟，孩子问我“小鸟有爸爸妈妈吗?”我说“当然有了。”我突然发现孩子哭了，我忙问怎么了，他告诉我“我们把小鸟带回家，它也会像我一样见不到爸爸的”，最后他居然张开小手，让小鸟飞了。这孩子，你说神不神?　　那会儿父亲因为是资本家，半身不遂也得去劳动改造。有回让他剥葱，菜刀找不到了，埋在一大堆葱皮里了；人家硬说他是藏起来要杀人，阶级报复，您说他一个自己走路都不利索的老头，怎么能杀了人?他找啊找，找不到，急得直流泪；最后我帮他在一大堆葱皮下面找到的。他每月把钢崩儿全用纸包起来，一分一分算哪，什么钱买什么，只有发工资那天吃两毛钱肉，全指我那十七块工资；后来把家具上的铜把手都拆了卖了，换点儿面粉给孩子吃。我不怕过苦日子，也不怕工作辛苦，在家里操劳；我只求日子清静，谁知这类要求也不能实现——　　我们厂里革委会主任和驻军代表串通一气，让我离婚，开头天天拉我，我那时真想不到打我的主意。他们很费了一番心思，连我也不知道的生母，居然叫他们找到了。我生母是贫农，在乡下很穷，以前是把我卖给现在这个资本家父亲的。他们说我是贫下中农后代，不能看着不管，要我和爱人离婚，和资本家父亲划清界限(他待我像亲生一样，因为没孩子)。革委会主任那女的说，如果你离婚，可以给你解决房子问题、入党问题、婚姻问题，一切包在我身上。那个姓×的驻军，完全一个农村兵提干的，天天追我，死缠着我，整天和我谈话，一谈一整天，也不让我去车间干活。一开会就找我，有些积极分子会也叫我一道去听，大伙都奇怪他和我是怎么回事，他也不管影响，当着好多人就总找我。革委会主任说，房子给你找好了，只等你革命行动了，说是党对我负责任。我母亲和亲哥哥都是他费了好大劲打农村弄来的，召开大会，叫我妈妈忆苦，还办学习班给我做工乍，说只有我离了婚才能证明回到人民中来，划清了界限，他说你是我们的阶级姐妹，怎么能看着不管。说的话也没水平，说他夜里上厕所，回来想起我就一夜睡不着，说我还年轻，以后路还长着呢，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我这乡下来的妈也劝我离，哥哥也说，哪怕先离了再说呢，怕我太受罪，一次，让我妈开忆苦会，她连夜逃走，她不忍再看我受罪。她也恨死那个革委会主任了。这革委会主任说对我婚姻包到底了，就暗示指那个军代表。他们相互帮忙，都有好处捞。这个驻军要和大城市姑娘结了婚，以后复员不用回农村，革委会主任帮他这忙，也可以保着不倒，还提升。后来三结合，他们俩都结合进去了，都当了厂里的头头。　　有一阵他们逼我逼得太紧。每天挺晚的回来，父亲半身不遂在家等我，怕我出事，一次他哭了，要到北京告状。我也实在受不了。给我丈夫写信说暂时先离婚。离婚再等他，压力不是小点吗?他接到信马上回信给我。这信我还保留着。你看——　　　　　　　　　　　　　　　　　毛主席语录　　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妻子姓名)你好：　　我已正式得知你准备和我断绝关系，这很好。你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坚决支持你这一行动。　　我本人在离婚这个问题上不准备作什么文章，因为主动权在你手里。我是一个犯人，我只有要孩子的愿望。孩子做为我来讲，是我后半生的寄托和希望。我也不能不为晚年想一下。我现在没有给孩子再找个继母的想法。就是将来也坚决不会有这些想法。我不是出尔反尔的人，这点你是体会到的。再说十年出去后我会落什么结局，你想必是可想而知的。你如果打算要个孩子的话，今后会有更多更好优越条件来考虑，你还能生养，我却不同了。所以我有这方面的要求。总之我会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的。　　祝你在已经选择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丈夫姓名)　　　　　　　　　　　　　　　　　　　　　　　　　　　　　　　　　　　1971年4月28日 　　我看这信心里挺难过，虽然我们感情挺好，究竟在一块时间短，分开时间长了，感情没有沟通的机会。我怎么会再嫁别人?我去找法院谈。没想到法院说：“你们单位来过人了，要你离婚。”我一怔。他们还是走在我前头了。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好人的，法院这人对我说：“离婚必须双方出面，别人不能包办。”他还说：“你要跟他离了，他在里边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懂吗?”我心里一热，决定不离婚。我想我找到了法律保护，更坚决了。这下厂里就恨上我了。革委会主任对我明着说：“我们斗不过你，我们失败了。”他们把我调到人防工程队去挖地道，用苦力惩罚我。我想，老天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我向来连小猫小狗也没得罪的女人，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大罪？我还够坚强的不是，就拼命干活。这时有人贴大字报，说我是我父亲的小老婆，那会儿大字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成心糟践我。有时实在熬不过去了，也想到死。一想孩子和丈夫，不能走这一步啊！我就忍着。总想只要我和孩子在，他就有盼头，不至于有别的想法。熬死熬活地熬吧!　　最难的还是地震那会儿，房子震坏了，没人管我们反革命家属，家里没男人，真是什么也不行，单位不管。没人拾砖头盖临建，就用破铁丝网上头盖块油毡，下边糊泥，就怕下雨，一下雨下边一半就全泡没了，又得和泥糊上；没有电，没人管接，只好点煤油灯，晚上刮风时，风都透进来，灯一晃一晃的，惨着呢。我们老少三个人挤在一堆，将就着睡，就这样睡了好几年。　　丈夫：我们那会儿写信，纯粹是给队长看的，都要检查，不敢写嘛；后来慢慢才好点儿。您看这几封留下来的信，怕您不明白。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爸爸妈妈您好！　　儿没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没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犯了严重罪错。革命群众为了挽救我，将我送到公安局学习，现在在由解放军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进行思想改造。请父母放心，我有决心改正自己的罪错，重新做人。　　儿在这学习一切很好，请勿惦念。每天在也解放军亲自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学习。父母见信后把如下东西送来：肥皂、牙膏、暑药、裤衩、夹被、中号搪瓷缸。　　　　　　　　　　　　　　　　　　　　　　　　　　　　　　　　　　　　　　　　儿××　　　　　　　　　　　　　　　　　　　　　　　　　　　　　　　　　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　　毛主席语录：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妻子姓名)好！　　本月收到你两封信，全为我改造不好着急，心里感到非常对不住你和孩子。我经过队长教育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同时也下决心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基础上加深认罪，看清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丢掉幻想，扎扎实实改造，请你放心，我今后再不会做使你伤心的事情。 　　(这里说的抱幻想，是说我打七０年以后一直不服，往上申述，前后总有二十多次，每次他们都这么答复：“你的判决出入不小，，阶级报复可以考虑去掉，出身可改回来，工人。但现在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这些问题以后再说。”这就完了。保卫嘛“文化大革命”，都是借词，事实他们跟军宣队里的个别人勾在一起，不肯为我翻案，要不，不就等于说他们是整错人了吗?)　　 我每次看到信皮上总有眼泪，信纸上也含着你的身影，我也曾下决心好好改造，因我抱的幻想太大了，失望的心情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把你的关怀不是作为改造的动力而是作为压力，错误地对自己的罪行不认识，有思想不向政府讲，和个别人乱说，经队长耐心教育不听，反恨队长。就是这样队长还善意的耐心地教育我。我对不起政府队长的教育，对不起你时时惦念的心情，更对不起无知的、只知道找爸爸玩的孩子……我听从政府队长的教育，他们是我真正的亲人，他们会教育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光明大道前进。我再也不会像犯罪前那样胡来。我相信我会尽快扭转错误。队长这样耐心教育，看到你的来信，他立即教育我，要我多替家里考虑。队长为教育我用了很大脑子，用尽了各种办法，为的是叫我们快点团聚。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罪行缺乏明确认识，今后我一定在队长教育下好好学习有关文章；结合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找出我当初犯罪时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论危害，看影响。当然我的水平有限，尤其是世界现还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希望你多多帮助。……　　我不会使你失望，你也不要为我伤心，我是犯错误了，但我有决心改正它。队长这样教育我，你这样关心我，我会比别人转变得更快更好，请你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想念我那孩子的病，可曾见好?咱爸病怎样?咱妈病怎样？ 　　　　　　　　　　　　　　　　　　　　　　　　　　　　　　　　　　×××(丈夫姓名)　　　　　　　　　　　　　　　　　　　　　　　　　　　　　　　　　一九七五年三月八日 　　(您看这信不是纯粹写给队长看的决心书吗?让我找阶级根源，我根本就是工人，出身也是工人，哪儿来的资产阶级的根源?我没犯罪楞叫我认罪，自己批，我那点文化水平，上纲上线也得有水平。现在想想那时也是没法，不让队长高兴点，他就不让你和家里人见面，这手儿我最受不了。不过您要细心瞧，有些话还是夹在那里边了，瞧出来了吗?) 　　××(妻子姓名)好：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了，我们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学习，增强改造的信心。我通过学习，劲头更足了，坚信党的政策。请家中放心，我各方面都好，身体挺棒，就是见老，136斤，吃得很好也很多。* 　　(我也只能这么说，要不他们就更放不下心了。在我们那儿哇，有句俏皮话，叫“长吃菠菜，老吃韭菜，一年到头吃饺子。”懂吗?菠菜长了的时候、韭菜老了的时候，没人吃啦，卖不出去啦，才轮到我们吃；一年到年三十才吃一顿饺子，干了一年，干到头了才吃一顿，哈……天天吃窝头，可这能叫家里知道吗？有一回十月一日，我们这儿开斋，吃了一顿炖肉，每人这么大点儿一块。这么长时间没吃着肉，按理该馋疯了，没想到一看见肉犯起恶心来，大吐。那时候傻不叽叽的，还不知道这是有肝炎了。)　　我精神比过去开阔多了，胡思乱想也少了，请家里放心。　　近来你身体、精神、工作怎样？我非常关心你的生活情况，现在知道的越来越少，好几个月没收到你的来信了，有些东西脑子里连个概念都没有了，我的家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有谁能告诉我?我算着时间(出去的时间)也快了。 　　　　　　　　　　　　　　　　　　　　　　　　　　　　　　　　　　×××(丈夫姓名)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 　　妻子：记得他刚进家时，我像是在做梦，因为我总梦见他回家的情景。真的一来，反倒像做梦了。我们还是住临建那破棚子，站不直身的小窝棚，但我心里温暖极了，因为这里真正住了一家人了。　　和他重逢后的第一夜，我们几乎没说话，对脸瞧着。我忽然觉得我年轻了，又重新回到十年前的样子。我不敢轻易问他狱中的生活，怕他伤心，也怕自己经受不起，我们的精神都太脆弱了，再经不起任何折磨。我看着他睡了，我想起这三千六百个夜生活，只有星星和月亮跟我作伴，无依无靠，眼泪就流出来。　　本想丈夫出来我就有依靠了，没想到他比我还不行，经不起风吹草动。他每天拿大棉被裹着身子，坐在炕上，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一整天，连坐好几天人都没缓过劲儿来。和我也不说话，眼神楞楞着；从前是那么爱说爱逗的人，大概在监狱里整的。我们地震棚本来就不点儿大的小窗子，他还嫌大，用报纸贴上大半个，只透一点点光，这样他舒服；他怕光，怕声音，怕外边的一点点动静；人也瘦得像草棍了，好像风一吹就能吹跑赛的。　　还说他每次来信，我都翻来复击看好多遍，明知是写给队长看的，但这是他亲笔写的。我当时根本没人说话，看他的信就像是和亲人说话了。我也给他写了好多信，可惜出狱时全部销毁，不让带出来一个纸片，全烧啦。　　丈夫：她那些信写的比我写得好多啦。她好看书，不赛我。那些信要现在全留下来就好了。不过我这些信，从未给我儿子瞧见，没嘛好作用。我也不爱想这堆子事了，吃不消，不愿勾心事。另一方面，孩子知道了心里会有压力。我愿意他上进，靠拢组织，也伯他知道这些种下复仇的种子，生出些乱七八糟不健康的想法，害了他。反正我们这十年很少再提它，就当没那回事算了。　　妻子：其实哪能啊！他这十年变多了，现在变回来一些，还是不太多说话，总不大合群，喜欢孤独。要不是跟您，跟别人不这么说，从来没这么说过。这回倒像“文革”前那样了。那十年中我们很少交流，接见一个月只有15分钟；那么多人，有人看管，什么也说不了，信又不能写什么，只有那两个月的共同生活；他一来我觉着都陌生了，不光是人的外表变样了，整个精神全变了，变化太大了，人全傻了，傻子一样。刚回来那意思，全不对了，特别迟钝，感觉全不对了。　　您说我那小冬，现在大了，上高中了，可有点性格孤僻，向例不爱跟其他小孩一块玩，和别的孩子完全不一样。我们院大娘总说，你们小冬小时够可怜的，我还记得他渴了吃的墩布上的冰柱子呢；那会儿发工资吃顿捞面，买两毛钱的肉，就把孩子美得要命。他倒是听话，懂事。可打小就不愿跟人家玩儿，怕人家问他爸爸在哪工作，也怕知道事儿小孩和他吵起架来，说他这个短儿。现在小孩过的是什么日子。他身体也不好啊，营养不良，十岁了还尿炕，身体亏，提不住气，所以等他爸爸回来退钱以后，他总带孩子去吃好东西，想把那十年补回来给孩子。　　丈夫：到后手落实的时候，补发了我四千块钱工资，给四千，判我十年刑，你他妈给四百万我也不干，谁愿意无缘无故在里边儿蹲十年？进去时说实在的是正当年的小伙子，出来我成了半大老头，落了一身病不说，精神上受多大影响。现在有些个个体户，一天就能挣一千块钱，难道说我这十年就值他们四天?再说，害我们的那些人现在还都过得好好的，一个一个还都人模狗样的。我耽误十年，比他们工资少三级，总也赶不上去，你说我能不气、不冤吗?我心里那个气，就别提了。有时气得直“卷”大街。他们欺侮我们时不讲法律，现在又讲了，他们倒没事儿人儿了。我告您，我的苦受够了，也该报复报复了。让他们也尝尝受苦的滋味儿。我在监狱那前儿，就想过要报复。好家伙儿的，用反革命名义把我关进去，想让我老婆和我离婚；她不肯，就硬不叫我出去。我在监狱就想过各种办法，咱也不急，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先熬出这十年再说！　　刚头不是说到报复吗?我来这手，不跟他们拼硬，我要折磨折磨他们的精神。当时整我的，打我的，暗算我的，我心里都有点数，到底十年了嘛。我一补发工资，就在和平餐厅摆了两桌，我挨个请，我也会说，我说，“咱把仇恨记在‘四人帮’身上，向前看；你们是害了我，也是受害者，我老×心胸宽广，只当没那些事，既往不咎嘛。咱们呢，低头不见还抬头见呢，不能总别扭着，还是好朋友，对吧，该干嘛就干嘛，今后一块好好工作。”结果，您猜怎么着，他们真一个没来，不敢来，越不来你越知道他心里有鬼。我是正大光明的，我怕嘛。我当时想，他们真来的话，我也免不了来点二楞子话，结果一个没来。后来我们书记总到家里来找我，也怕我报复，总哄我。说帮我落实房子，说让我有嘛事找他解决；另一方面，还暗示我，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今后只要你不找我们麻烦，我们保证不找你的麻烦。”我想你来这套呀，我就说，把我家抄走的书桌拿来，这桌子正厂长在用；我也不管你多大官在用，我马上要他也得给我腾。我非得栽你一下不可，当时抄我家时候也没预先通知过啊；还有卫生室那个茶几也是我家的，拿来。他们要给我买新的，我不要，偏要我自己那个。我不要赔新的，就要我自己那个。我说，给我拉到当院，绘我砸了，他们就乖乖地给我抬出来，我劈哧啪嚓把它砸了。还有我们家那些被子，也全要来当着大伙撕了。我这也是出气，出气给他们看看。我老婆养孩子在光铺板上，一条被子也没有，现在这些被子拿来，我看着也有气，根本也不打算往回拿。还有好多东西，他们都早都贱价分了，这就没法了。　　有些对头不敢呆在这厂里，我一回厂，他们一个个全调走了，就是当初整过我的那些人。有一次我碰到那个革委会主任，就在她新调去的那个单位门口，我就“呸”地啐了一口，“卷”了她几句，骂她“操她妈的”，她不敢搭碴儿，她不敢，装没听见，心虚啦。我想故意刺激她一下，让她在单位门口蹦，出出她的丑，谁让她干那些缺德事呢。还有检举过我的那个哥们儿，我采取嘛法儿报复呢，我没事就往他家去串门，让他总揪着心。我一去，他们一家子紧张，我没事还总去，跟他一块看电视，聊闲天，他特别客气；心里有愧，他大概怕我给茶里投点毒嘛的，坐立不安哪，有一次我去找他借工具，他拉开箱子叫我随便拿，您知道干活有种三角刮刀吗?我拿了把刀，又问他有没有油石，就是磨那刀子的石头，我是成心的。他当时紧张极了，眉毛直跳，简直就认为一扭身我就会捅他一刀子赛的。他就总这么紧张，要是精神上脆弱点啊，非得精神病不可。不过，一连两三年下来他就挂相了，脸色不好看，人也瘦了，明摆是给折腾的。还有几个打过我的，见我面能躲就躲，心虚啊，好家伙！给人家害了十年哪，能不心虚吗，不过还有些弟兄，对我还真不错，我逮进去以后，他们过年还偷着送我家里点白菜嘛的，我老婆孩子有病也去看看，照应照应。这些人咱永远不能忘，患难知人心嘛。　　妻子：他不在的那些年，也就靠这些个朋友啦。不过他们也不敢啊，总是偷偷的怕让人知道，这也算划不清界限。那些人也会抓碴儿的。那会儿我只觉得我没有亲戚，所有亲戚全不见影儿了，想甩也甩不掉我们这家倒霉亲戚呢，又穷。等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家没事了，退钱了，一下子好像亲戚全冒出来了，也不知打哪冒出来的，我对他们也客客气气，可感情一点也没了。不过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会儿谁不怕事蚜，也难怪他们，我不记恨他们。　　我想说，虽然那时我受了那么多苦，我不怨谁，怨也没用。就盼着像我们这样老老实实的老百姓，可别再倒霉。老百姓没权没势，倒了霉没办法，只能受着。我自己现在挺满足了，人没死，一家人又团圆了，又有一个小孩儿，挺招人喜欢，我知足了。这么对待“文化大革命”行吗？　　　　　　　　　　　　　 　　　　　　　　　这十年毁灭不了的，都能永恒。

写于离开大学一年的日子 　　去年的7月第二个星期天，也就是2020年7月12号，我和最后一个舍友告别，拉着行李箱，离开了我的大学。　　行李箱哐镗哐镗地响着，走在东门外的人行道上，望着信科院的大楼，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那首歌：再见了我们的青春啊......，眼泪突然冲了出来，我不得不安慰自己，总是要结束的。　　彼时的我，刚刚工作一周，接到学校的通知，七月三号晚上就请假回到学校毕业。因为疫情，第一次回到学校，却也是最后一次了。回到阔别已久的校园，见到可爱的舍友们，大家的处境各不相同：有人工作了，有人要二战，有人还没毕业。星期一和星期二照例参加完各种活动，星期三本就可以离开了。但我实在是不愿意走，一直和舍友待到了周日。那天早上送完一个舍友，宿舍就只剩下了我和“胖儿子”两个人。磨蹭到下午三四点，我们两都知道，不得不走了，他要赶晚上的火车，我要回去上班。在学校的一周里，我总是想着哪天晚上静静地在学校里走走，似乎总是没有那种心情，也便和往常一样待在宿舍，有记忆的是周六晚上，对面的宿舍楼有人十二点多还在唱歌。　　大三的一天早上，我朦胧中听到楼道里面高年级即将毕业离校的学生在互相道别，我便想到我到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心里感到一阵难受，又接着睡觉了。大概不会想到，大四最后一个学期，我只在学校待了一周。　　我没有总结过我的大学生活，但我毫不掩饰我对他的爱，自由而真实。从踏进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离开。就像我望着家乡门前的马路，马路前的稻田，稻田远处的树林，树梢上即将隐去的太阳，我知道我以后可能不会待在这里，所以我努力使他们留在我的脑海里，努力避免人类总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的毛病。早上上课老是打盹儿、想看的书图书馆总是没有、期末考试总是在突击复习、晚上散步不小心打扰了情侣接吻、意外认识了失恋的心碎女孩、爬了五岳的华山和嵩山......，每个人提起大学大概都会有很多好玩的事。　　那是自由和满足的时光，那是青春和成长的时光。　　一年前，大家升学了、工作了、二战了、延毕了......　　一年后，大家读研了、工作了、跳槽了、毕业了......　　最后分享首歌：https://c.y.qq.com/base/fcgi-bin/u?__=phjtWE　　我那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不能停留　　你常感叹时间飞快　　昨天还在　　转眼未来已到来　　无论怎样的未来　　有些事不能更改　　就像你在风雨面前　　从不后退　　只会为爱而流泪　　请你不要胆怯 善良的人　　在黑夜里我陪你　　你看天边的光 或暗或明　　却从未熄灭　　

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摘自《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第二章：当代中国启蒙的内在紧张。许纪霖著。　　改革在80年代就像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一样,属于神圣词汇,改革具有某种魔力,它承诺所有的社会阶层在改革之中都能获得利益,因而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改革打破了束缚人们多年的传统集权体制,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赋予了全体人民相当的自由创造、发财致富的机会和权利。那时候的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是一场多边双赢的游戏。大家在改革中,所失去的只是锁链。如果说80年代改革的结果是多边双赢的话,那么90年代的改革就渐渐变化为一场零和游戏。这就发生了改革的合法性问题。　　围绕着改革的合法性,90年代发生了两场论战,一场是90年代初的激进与保守的论争,另一场是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前一场论争同样发生在启蒙阵营内部,其核心问题是改革的模式之争。80年代改革的合法性是以革命的名义论证的,改革就是革命,但到90年代,革命的神圣性被消解,引起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清算,谁该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失败负责?这样,革命就以激进主义的名义受到了审判,而保守主义又成为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得到了理论上的平反昭雪。激进与保守,背后所预设的,是墨子刻所说的转化与调适的两种对理性的认识论,分别以法国的唯理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为背景。激进与保守论战,最后以保守的大胜而结束,这也预示着自由主义即将脱下各种包装,浮出水面。　　 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一轮改革,这一轮改革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延续并加快了80年代以来的改革步伐,结果所形成的是从80年代就开始了而到90年代中后期明显定型的三大变化趋势。第一,从政治形态而言,从全能主义的政治转变为善治主义的政治。到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社会的基本确立,中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控制一切的全权主义集权政治,而改变为国家基本放弃了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而主控政治领域、在执政理念上照顾和体现民意的善治主义政治。按照康晓光借鉴金耀基提出的概念分析,这一善治主义的政治采取了一种“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模式,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尊重和代表精英集团的利益从而获得精英们认同的基础上的。　　第二,与此相适应,当代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则从一个总体主义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断裂的社会。按照孙立平的研究,1949年中国所建立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从这一意义上说,总体性社会也是一个“无统治阶级的国家”。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开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精英阶级。这些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和地方权力精英,虽然人数很少,却控制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精英与一般的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资源占有以及与国家沟通能力上,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断裂层。这些断裂,不仅发生在精英与大众不同的阶层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同一个阶层内部。断裂,意味着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互相交往的整体,相反的,各个断裂层之间充满了忌恨和隔膜,缺乏最基本的公共信任,从而潜伏着冲突的危机。　　第三,改革的游戏规则从打破旧体制的多边双到资源再分配的零和游戏。改革本来是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按照什么样的理念改革,改革对谁有利,成为90年代改革的突出问题。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精英利益集团,逐渐介入、控制甚至主导了改革的方向和方案,而政府本来应该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调节者,但在地方政权一级,本身也利益化,与地方的强势精英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关系。而无法介入改革决策的民众,则成为改革的牺牲品。改革的游戏规则从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在所谓的市场竞争、适者生存的理念指导下,造成了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一方面是极少数的所谓竞争得胜者,他们垄断了大部分的资源和成果,另一方面是绝大部分的失败者,他们只能得到改革后的残羹冷饭。正如秦晖所分析的,所谓的赢者通吃,在中国不平等的市场规则之中,实质就是权者通吃。　　对于改革以来发生的上述变化,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有基本的共识,也对这一现状不满,也一致认为中国除了继续改革,没有任何出路。然而,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其根源在何处?又往什么方向改革?按照何种理念?何为改革的优先性原则?在这一系列涉及中国改革和现代性的最基本问题上,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一分歧突出表现在改革的合法性争论上:谁之改革?何种正当性?90年代中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就是改革合法性争论的表面化。这场90年代论争的压台戏,涉及范围之广、问题之深刻,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也罕见。这场大论战的核心问题是在90年代资本与权力相互渗透和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改革具有合法性,因此形成了四个层面的重大分歧:第一是两种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歧,第二是两种民主(宪政民主与全面民主)的分歧,第三是两种公正(交易公正和分配公正)的分歧,最后是关于对现代性的理解上的分歧。而在这些分歧的背后,又涉及80年代启蒙运动中本来已经自明的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民主等一系列基本范畴的重新评价和历史分析,以及对9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这场论战对90年代具有总结的性质,因其在时间上跨世纪,因而对21世纪的中国继续发生着重大影响。　　自这场大论战之后,国内外的舆论出现了一种将中国思想界分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大阵营的简单二分法,并权且按照这一二分法为众多知识分子重新站队。应该说,这种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元法是一种具有相当误导性的化约主义,它将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的分歧,化约为两种非黑即白的思想倾向。事实上,在当代中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其内部都有着相当复杂的区别,特别是在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阵营中,既有在政治上相当保守而在市场上非常激进的发展至上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有注重宪政改革和个人权利的政治自由主义,还有兼顾自由与平等的左翼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以及其内部的分化,随着论战的深入,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到9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所呈现的,不是对比强烈的两极图景,而是远为丰富而复杂的思想光谱。　　如果我们不是分得更细的话,可以说当代中国思想界在改革的问题上,已经分化为五种政治思潮:发展主义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左翼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发展主义的代表者主要是一批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界名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渊源主要是里德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发展主义相信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应该来源于企业的制度创新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要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推动产权的私有化改革,解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发展主义以发展至上为中心,将中国改革定位在企业创新、私有化改革和落实私有产权的合法化这几项经济目标上,至于社会的分配不平等问题,他们认为这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可以等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解决。至于政治的自由和民主问题,也被发展主义的发展至上的理念暂时搁置在一边。发展主义到90年代已经体制化,成为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且明显地代表了经济精英的利益和诉求。　　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是一批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坚定的反对者,他们奉哈耶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圭臬,相信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和宪政民主制度,而其前提就是要在法治框架之内,落实包括人身、财产、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内的最基本的人权。他们虽然与发展主义一样赞成私有化,但认为目前的私有化是不公正的,而社会不平等的症结,在于权力远远没有退出市场,是“看得见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唯一解决的途径是全面彻底的市场化,切实落实私人的财产权,将权力完全逐出市场,以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在政治领域,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坚信,中国目前所有问题,包括腐败和市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因为政治上缺乏民主宪政和现代法治,特别是缺乏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他们呼吁要在政治改革上着手,全面落实和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　　新左派是从80年代启蒙运动分离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在国外留过学,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影响。他们将上述的发展主义和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统称为“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国化辩护的意识形态。新左派强烈批评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资源再分配中,少数权贵成为最大的得益者,而广大平民成为被剥夺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一分配极其不公的国有资产掠夺过程,正是打着“自由经济”、“私有产权”的旗号进行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替少数权贵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提供合法性的借口而已新左派进而指出,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历史中也是一个虚幻的神话,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垄断市场。市场中所谓的机会平等遮蔽了实质的不平等。要实现社会的公正,唯有落实社会经济的民主,让底层民众能够参与经济生活的决策和管理,并在资源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新左派虽然不反对政治改革,但他们不满意“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消极自由”和“间接民主”,追问是谁之“自由”,何种“民主”。他们批评说,这些表面平等的“消极自由”只是少数权贵能够享受的“自由”,而与广大民众无涉。他们要进一步落实能够保障一般平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保证广大平民享受普遍的生存权和福利权,真正落实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条件。　　左翼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论战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他们虽然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但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对新左派虽然有批评,也有部分的同情性了解。在他们看来,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太“右”,而新左派太“左”,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超越“左”与“右”的两极,探求一条兼顾自由与公正的“第三条道路”。而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这些欧美的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左翼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他们认为,在中国,不仅需要落实个人的自由,也需要解决社会的公正。他们不像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那样迷信市场,而是认为有好的市场,也会有坏的市场——即权贵资本主义垄断下的市场。在这一被权力扭曲的市场中,哈耶克式的交易公正是不够的,也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还有分配的公正,通过国家的制度化力量,在不违背自由的优先性原则之下,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而在政治上,在赞成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同时,又提出公民共和主义和商议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作为补充,在选举民主之外重视公民文化公民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　　新保守主义思潮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经以新权威主义的形式出现,到90年代中期以后,其善治主义的威权政治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并且也内化到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使得新权威主义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有影响的改革思潮。不过,90年代所出现的上述政治模式、社会结构和改革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重提保守主义,这一新的保守主义旨在调和国家、精英和民众的紧张关系,克服出现的社会断裂危机,以建立一个合作主义的国家模式。简单地说,这一合作主义的政治模式,有四项要求:第一,统治集团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即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权威主义政府;第二,限制经济精英的非法利益,同时完善法治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要坚决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第三,扩大知识阶级的权利,特别是要保证他们的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第四,保护大众的基本权利,建立法团主义体制和福利国家。　　上述这五种改革的思潮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着或者直接,或者曲折的利益背景,但作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理念,它们更多地体现了超越利益之上的“真理宣称”( truth claims)。承继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看作中国改革的立法者,相信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真理宣称”。而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是异常复杂的,启蒙思想的内在传统也是多元的。启蒙思想内含的众多的价值理念—发展、进步、自由、平等、法治等等,一旦遭遇到复杂的改革处境,就需要启蒙知识分子作出价值性选择:何为自己所理解的最优先的改革原则。而继承了不同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也就在90年代这样一个启蒙后时代里面,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对改革之合法性的论证因而也具有了各有其价值秉承的多元阐释。这是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多神”的启蒙后时代,不再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普遍的元价值,不再有一个终极性的改革合法性标准。一切只有放在具体的问题语境之中,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和争辩,才有可能形成某种共识或互相理解。　　不幸的是,当启蒙思想分化以后,在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以形成各社会思想和实践合法性基础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却失去了公共性。　　英国思想家鲍曼(Zgmunt Bauman)用两种隐喻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意思是说在现代社会整个知识一体化,没有完全分化。而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套客观化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它在现代社会,拥有仲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只有程序性的规则才能保证获得客观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因为这样的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因此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这套客观的知识,就能够超越其他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在鲍曼看来,在现代社会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其地位无可替代。借用布迪厄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科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然而到后现代社会,鲍曼指出,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各自有各自的知识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是不可通约的。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一个“阐释者”。“阐释者”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他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知识分子实际上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鲍曼特别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这样一些立法者所借以合法化的普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现代社会被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分属不同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最基本的价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　　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启蒙阵营的破裂,使得维系80年代“态度同一性”的整体元话语崩盘,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分化,几乎在任何问题上,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形成共识,而会形成激烈的争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到21世纪初的时候归于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预示着问题的无法解决:80年代所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民间思想界,如今已经四分五裂,分化为各种知识问题、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信仰所形成的封建割据。这是90年代争论所遗留的重大后遗症。虽然分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市场的标志之一,多元社会也以此为基础,但多元并不等同于离散,如何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的新的历史条下,重建对现代性的基本共识,并在思想界建构知识分子相互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公共知识传统,这不仅需要外部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条件,而且也需要交往理性的行业规则、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论辩伦理,这样的话,从90年代开始分化的各种思潮、流派和观念才不致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形成合理的多元平衡。从80年代到90年代,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反启蒙者,都以启蒙的意识形态立法者自居,如今是如何从立法者转化为阐释者的时候了。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死去的是启蒙传统中各种绝对主义元话语,而永恒的将是启蒙思想中的交往理性和批判精神。

怎样才算发达国家 　　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在2015年一场名为《中国信心》的演讲中，曾与听众分享他的个人感受：当你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到纽约纽瓦克机场时，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　　中国设施很发达　　2016年6月初，我结束德国考察。当我从陈旧逼仄的柏林机场，回到巨大崭新的北京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时，同行的记者朋友笑着说道：“发展中国家的设施，就是发达!”　　过去数年，我多次往返于美国、日本、欧洲，在跨文化的交流和观察中，类似的感受还有很多：从布鲁克林脏乱的河滨公园遥望曼哈顿岛，我觉得并不比从外滩眺望陆家嘴更令人惊叹。从杭州到上海，和谐号曾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飞驰;但从东京去仙台，新干线的速度鲜能超过250公里。在德国汉堡，当地正如火如荼推进智能城市建设，但所用互联网技术，并不比北京的更先进……三十年前，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会被机场、高速公路、超市、摩天大楼所震撼;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视觉冲击感已经荡然无存。　　于是乎，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才算是发达国家呢?　　当然，是否是发达国家，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寿命、识字率、工业化水平……但近年来，我在跨国旅行中，渐渐形成一些主观判断方法。　　概括来说，发达国家会不计成本地做以下三种付出。　　为弱者埋单　　正如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弱者地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汉堡，公交巴士到站后，会利用液压侧倾车身，方便腿脚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上下车;在东京，所有地铁车门上，都刻有盲文告知盲人所在车厢位置;在美国纽黑文，政府补贴令当地穷困人群得以和耶鲁医学院博士生住在同一幢公寓。　　为弱者付出，这首先意味着成本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钱付出(例如，服务盲人和老人的公共设施不产生经济效益)，这是社会强者为弱者买单。反之，过度追求金钱效益，由弱者为强者买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　　为弱者付出，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升华。在汉堡，思科公司一位经理向我展示他利用捐款开发的难民医疗服务集装箱，专为涌入德国的难民提供医疗帮助。　　在很多人看来，带来社会问题又不产生经济效益的难民不受欢迎，而思科的这位经理却坚定地说：“他们需要帮助。”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注重细节品质　　注重细节品质，而非宏大外观，这或许是我所走过的发达国家的共性。东京成田机场或许不如北京首都机场现代化，但新宿街头的公厕设施堪比北京五星级酒店。虽然中国任何一座三线城市的高楼大厦都不逊大阪，但在日本，我到再偏僻的小城，都可以放心直饮自来水。　　为细节付出，还意味着急不得。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当地好友为我介绍当地社区发展。在一块荒地前，朋友说由于该地曾被用作化工厂，当地政府花了40年时间仍未完成土壤和水体污染的清理，因此即便地价很贵，也不得不闲置荒废。　　面子易学，里子难补;经济发展可以很快，但社会发达则需要耐心。吹嘘高楼大厦硬实力，忽略生活品质软实力，这不是发达国家心态。　　为未来付出　　在人口仅有12万的德国小城博特罗普，我拜访了刚成立不久的大学HRW，这是这座城市的第二所大学，共有七十多名教授。市长蒂施乐说：“我们需要为城市的未来投资。”这让我联想起我的故乡，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的江阴，拥有36家上市公司、160万人口，却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在博特罗普，我还参观了一所名为“未来之屋”的公寓改造项目，其改造的目的是令建筑更加环保节能，但改造成本通过租金回收，至少需要15年。面对如此不经济的方案，投资者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未来。　　在油价便宜的美国，民众仅仅为了一个环保理念，自2000年以来购买了160万辆比同等汽油车贵一倍的丰田混合动力车普锐斯。在德国，为了支持绿色电力发展，德国人在过去十年忍受了电价翻番。　　所有这些看似没有经济理性的行为，都是为未来付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斤斤计较眼前的经济利益，只愿意为廉价的服务和商品买单，不愿意为未来做长远规划和投资，则这个国家很难从“跟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升级成“引领发展”的发达国家。　　结束在德国的访问后，我颇为感叹：落后的高铁网络、陈旧的基础设施、低矮的建筑，德国似乎没有大多数中国人以为的那么“发达”。“什么叫发达?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海宁·埃勒曼如此反问。发达的建筑、发达的铁路、发达的技术……“这些都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值得追求的目标本身”。　　摘自《中国证券报》2016年7月9日 作者：金旼旼　�年我刚上大学，报名前一天晚上就到了学校，当时还很少玩手机，宿舍就我一个人，倒也不感到孤单。去学校小卖部买了本《特别关注》，读到了上面这篇文章。三年后，在一个晚上去火车站的路上，我又买了本《特别关注》，它已经从5块钱涨到了10块。不过大概是因为我随便了看了看，没什么记忆深刻的文章。

粮食 　　我偶尔会想起这篇文章，当时高三在语文辅导资料上读的，是2014年高考湖南卷语文阅读材料，更早载于《散文》2013年第10期，作者学群。　　人和人见面，会问上一句：吃饭了吗？或者吃了吗？后来人们认为这样的问法很土，多半不这样问了。可是在乡下，那些种粮食的人，依旧这样问着。种粮食的人知道，他们问的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一桩事，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事情。　　阳光在泥地上扎根生长，那便是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植物动物，用不同的方式获取阳光，最后又把它们身上的阳光传递给我们。它们就是我们的粮食。人类的一切，我们的生存，我们的欢笑与病毒，我们繁复的社会组织与所谓的发展，无不根植于粮食之中。无处不在的粮食，恰恰又是最容易被忽略被蔑视被糟蹋甚至被篡改的东西。至关重要的粮食，往往是最不被理解的东西。或者，我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去理解粮食。　　由南往北，稻米和麦子之间是秦岭与淮河，农耕与牧业的中间是一条古老的长城。粮食规划了我们的地图，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战争与和平。　　一个没见过稻米生长的人怎么懂得稻米，没见过麦子生长的人又怎么去懂得麦子，那些不知道禽畜的人又怎么能理解肉类！你不懂得肉和奶，不懂得面粉，连红薯也不懂，又怎么懂得了自己，怎么懂得父亲母亲，更不要说你的老祖父！　　农业时代，就是将一些植物和动物生长直至走向餐桌的过程完整地置于人的面前，让人参与其中。一粒稻谷，一颗麦子，从发芽到分蘖抽穗，到最后长成谷粒，那是天和地还有人一同来到一株稻秧上的结果。为了这，你需要一块合适的土地，需要将人与畜的劳作连同肥料一起加入泥土，还需要一份阳光一份雨水。人能够做的，只是地面上的一些事情。天上的事情还需要上天的恩赐。人和牛在往泥地里使劲的时候，太阳也已经从赤道那边动身。那本用过千年的老皇历，早已写进农夫的血液之中。他们知道，太阳一动身，雨水也就跟着来了。海洋上已蒸腾起足够的水汽，等着季风把它们送往稻田和麦田上头。风不能太大，风太大一吹就过去了。风也不能太小，太小了推不动雨水，要么老等它它不来，要么来了老不走。雨水要不多不少，还要在该来的时候来该去的时候去，其他时间统统留给阳光去照耀。这一切似乎全在于风，风调好了，雨才能顺遂人意。到最后，稻子长成了，鸟会飞过来啄走一些。鸟啄走的谷粒随鸟飞上天去，算是对上天的回报。还有一些，会从人的收获中悄悄溜走，逃进泥土的怀抱。它们有些像那些私订终身的男女，一跑出去就偷偷生长起来。可是，没有天地的协同，没有人畜参与，生不逢时，它们终究结不出果来，最终萎入泥土成了下一年的肥料。　　黄灿灿的稻谷收上来之后，表面那一层，阳光一样的肌肤交给猪和鸡，里头白白胖胖的那一粒属于人。这样一粒米饭，一粒稻子艰辛曲折甚至是传奇的一生，当它来到餐桌上时，人怎么会随随便便对待呢？农夫和他们的妻儿都相信，糟蹋粮食会招电打雷劈。掉到桌上的饭粒被随手捡起，放进嘴里。饭粒进入口腔之后，吧达一下，喉结上下一动，被我们丢失的饭粒就这样进入他的生命之中。偶尔有饭粒落到地上，鸡会代替人把它吃下，经由它们来到人身上。　　人们怀着虔敬，吃下一粒粮食的一生。稻米，麦子，还有红薯和土豆，我们世世代代啃食的经典。　　一只鸡，喂养它的农夫从它破壳而出，甚至从公鸡骑到母鸡背上开始，眼见着母鸡把蛋生下，咯咯嗒嗒咯咯嗒嗒叫个不停，又看着母鸡将它们孵化，鲜红的脚掌举着一团毛绒绒的东西在地上乱动，一动就叽叽喳喳叫成一片。从这时开始，直到它们长大。等到它们走上餐桌，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一家人的生活，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他们怎么会无动于衷呢？　　一头猪更是如此。养一头猪是一个家庭屋顶下的大事件。一个“家”字早就说出了一头猪在家庭中的地位。我相信，创造这个字的人一定目睹了一家人如何陪伴一头猪的一生。他一定知道一头猪对于一家人是多么重要。他们就像对待命根子一样对待它，喂它养它，为它搔痒，在肚皮那儿搔得它哼哼唧唧，为它梳理毛发，清除上头的虱子。当年，我的爷爷奶奶就这样在家里养猪。　　猪养大养肥了，整个村子都知道。一头猪大了，就得送往肉食站，就像男儿大了就得出门，女儿大了就得出嫁一样。送猪的头天晚上，奶奶特意往猪潲里多放了些红薯皮和糠，爷爷奶奶一齐过去，看着它吃。看它吃得那样开心，两位老人都有些于心不忍：它不知道，这是它的最后晚餐。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和它朝夕相处，它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爷爷对它说话了：我们养了你一年，该你来还债了——把前世欠下的债一起还了！　　猪从食槽里抬起头，望着说话的爷爷和不说话的奶奶，很懂事的样子，好像还点了点头。奶奶忍不住落下泪来。　　第二天一早，猪圈门被打开。它照旧呆在猪圈里，好像已经忘记猪圈还有一张门。爷爷拿一根竹棍赶它，它也不肯出门。或许冥冥中它已感受到出去意味着什么。最后人们搂着屁股将它推出圈门。一到地坪里，它就兴奋起来，尝试着边跑边撒疯。上一次撒疯差不多是一年以前，是在童年。现在它已载不动身上的肥膘，才来两下就累了，只能停下来喘气。它开始用嘴拱开地面找吃的。记忆里童年的味道是这样鲜美，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一些。这时候找不到，就再也找不到了。　　送猪用的独轮车已经备好。奶奶特意在上头垫了一只麻袋，这是她能够为她的猪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有了这样一只麻袋，一路上的颠簸与震动，来到猪身上的时候，经过一层麻袋，就会来得轻柔一起。两名壮汉走过来：两只有力的手拿住它的双耳，另一个捉住它的尾巴，它一下被悬空。他们如此强暴，如此蛮横，它愤怒万分，边喊边反抗，先是怒吼，继以嘶喊和长嚎。两根麻绳，一根勒在前肘那儿，一根在后肘。它痛苦地发现，它只是一头猪，人就是它的命运，它没有办法跟人对抗。它不再动弹，只是躺在那儿呻吟，那里头有痛苦，有委屈，有无奈，有猪们世代的忧伤。　　一个熟悉的声音慢慢走近，像老奶奶在抚慰受伤的孩子，又像老母亲在送别远行的亲人：　　“猪娃子耶，去吧，把前世的债还了，下世投胎做人去吧！要做就做个城里人，不晒太阳不淋雨，吃的穿的都在粮本本上！”　　猪很快平静下来，偶尔轻哼两声，像是回应，又像是在叹息，听之让人潸然。　　独轮车转动起来。一路上的坎坷，全都通过那只上了辐条的木轮来到猪身上，在它腹部和臀部的肥膘上颤动、晃荡。猪跟着颠簸一路哼哼唧唧，起伏大叫得也响，叫得响肥膘也荡得汹涌一些。那不是一般的肥膘，那是春荒时的粮食，一家人的命根。糠和红薯皮喂养起来的肥膘，远不是现在加了激素的肥胖，它洋溢着一种健康的美。通往肉食站的路就像一首弯弯曲曲的乐章，乐谱就在猪身上起伏和涌动。路的一端传来奶奶的呼唤：　　猪娃子耶，回来哟！　　像是招魂，又像在呼喊着粮食。整个村子都在听着。风息在树梢上，一群鸡鸭悄无声息，女人差不多落下泪来，男人们把一根烟头吸得通红，然后朝天上吐出一口蓝烟，烟找到风，猛的一阵跑散。　　那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很多年以后，看到牧羊人抱着浑脱泅渡黄河，一阵感动打心底里升起：汤汤河水一如流逝的光阴，人搂着浑脱的羊皮，人吹出来的气住在羊身上，羊皮里的肉住到人身上，人和羊一起过黄河。人搂着羊，羊搂着波浪，波浪搂着人和羊。公羊也曾这样搂着母羊，男人也曾这样搂着他的婆姨，在炕上在地头展开他们的波浪。　　大机器时代，人与食物，生命与他的源头被切断。来到人们面前的，只剩大米、面粉和肉食。甚至连这些都不是，只是米饭面包和精美的菜肴，或者干脆就是一包包袋装的食品。人顶多沿着它们来到超市。在那里，剥掉壳的大米，打过蜡一类的东西，闪着柔白的光，就像化过妆的人一样。肉被切成一块一块，妆扮成鲜美的样子，住在漂亮的塑料里，塑料上醒目地印着品牌和厂家的名家。食品与它的源头，与生命的联系，被工厂接了过去。人只能在大机器那里找到他的发源地。　　且试着到屠宰场去看上一眼：一头接一头的猪或牛，被倒挂在流水线上。就那么嗞的一下，一头猪或牛顷刻被一分为二，分别流向两边的生产线，被切割被包装，成为食品流向市场。钢造铁铸的机器，充满对骨骼，对坚硬与柔韧度的蔑视，就那么一下，锯带照常飞转，一头猪或是一头牛的左边和右边各自走开，仿佛它们原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人，说一声分手就形同陌路，不用办理离婚手续，甚至不用说一声各自珍重。一分就分得如此彻底，分开的地方是这样光洁，仿佛生来就是这样。什么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刀子竟然还要在肉的纹理与骨头的缝隙中游走，大机器对此不屑一顾。轰鸣的机器对食物对生命不再怀有敬意，只有喧腾与暴力，再加上冷血与不可一世的狂妄。机器颠覆了粮食，也在颠覆吃粮的人和吃本身。　　且注意看看你周围的人，看看他们如何去抓取，如何撕咬，如何咀嚼，如何吞咽，最后又如何咂着舌头回味。不要以为这只是好玩，这一点也不重要，正是这决定了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决定了人的生存。吞食的方式，甚至可以把人分成不同的族类。羊的牙齿很齐整，可以把草磨烂。羊因此成了猎物。狮子和老虎都有两颗匕首一样的犬牙，连舌头都带着刺。筷子走近食物的方式与刀叉不同。刀叉代表机械的来临，代表切割穿戳，代表分解。叉子是手的延长，只不过拿住的方式是扎进去一把叉住。刀叉把厨房搬上餐桌，把牙齿拿到手上。筷子来自工业时代之前，来自木与竹。两根从地上长出的东西，就像一个人踩着高跷去跟什么相会，远远的，颇有些君子远庖厨的意思。木不同于金属的触感。木上头有年轮，有生命的纹理，甚至有温度。金属只有尖利与硬度。筷子从遥远的古代走到今天，口腔差不多已经进化成一座工厂，古老的绅士只好沦为工厂的搬运工。　　新朋友相识，吃饭；老朋友见面，吃饭；签协议，吃饭；打官司，吃饭；生孩子，吃饭；死了人，还是吃饭。结婚离婚，生日忌日都吃饭。吃饭成了工作，成了闲遐，成了友谊，成了角力场，成了我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脏腑空虚，就用食物来填塞。人情淡薄，赶紧用烧酒加温。上自达官富人，下至平民百姓，张开嘴，里面都是舌头和牙齿。牙齿可以撕咬，舌头可以试味。舌头以下，里面的肠肠肚肚都一样，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再没有比吞食更能代表占有，从而代表这个时代了。一样东西，无论装在哪里，不如装进肚里！　　吃下太多的东西，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走进身体，成为你的一部分。大部分成为盲动的力，成为人身上并不友善的住户，就像一圈关不住的兽和洪水。众多的牲口和粮食在身上淤积发酵，发情和疯长，奔突和喊叫！人陷落在自己的淤积里，成了超载的船舶，肉的荒原，油脂的沼泽地……　　化肥和激素应运而生，改写了季节，改写了雨水，改写了大地和太阳的行期，改写了生命的密码，通往食物的路变得简单快捷，变得容易。农药又恰好可以代表人类的贪婪与凶恶在这个世界上出席，删改本属于上帝的事情。人种进食物里的农药和化肥最终成了我们的一部分。人对于食物不再怀有敬意，有的只是贪婪的占有，只是吞噬撕咬带来的快感。饥饿已经远去，食物因多而贱，没有了饥饿，我们拿什么去尊敬食物呢？对食物的敬意没有了，我们拿什么去尊敬自己呢？人对待食物的方式，也决定了他对待事物的方式。　　小的时候，看到我的老祖父拾掇撒落的饭粒放进嘴里，一粒，两粒，缓缓地咀嚼，仿佛在从事一项极其庄严、极其神圣的事业。是啊，这是我们一生都要从事的事业。我们一生中的哪一天停了下来，生命也会随之停顿。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晚餐的情景：整个屋子只为这样一件事情而存在，油灯因为它而照耀，地球为了它从白天转到了夜晚！那时候，我们吃得最多的是红薯，用不着咀嚼，入口之后就开始融化的红薯。那时候，我是多么渴望那些可以咀嚼的东西，肉是需要咀嚼需要撕咬的，连米饭也少不了要动动牙齿。红薯它不需要牙齿，一进入口腔，它差不多就成了一滩烂泥，就会慢慢往人的身子里面漫流。只需巴达几下，事情就已经完成。吃红薯，牙齿闲着，累的是舌头——长时间在泥泞中摸爬滚打，能不累吗？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可恨死了红薯，地窖里一窖红薯，哪年哪月才能吃完啊！爷爷问红薯完了吃什么？我说吃肉呀！爷爷说：肉还在猪身上，在鸡和鸭子身上，要靠红薯皮和红薯藤把它们喂大呢！我说：那就把红薯统统给它们吃去吧！　　那时候，我们讨厌红薯，恰恰是这些红薯，还有少量稻米把我们喂养成人。红薯、麦子和稻米，正是它们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后来我们看事物想问题，都带上它们的痕迹。用一双红薯的眼睛看过去，这世间的事情，除了粮食，还是粮食。所谓历史，无非是一些粮食在发酵，在走动，在呼喊，在燃起火焰然后化为灰烬。众多的红薯涌到一起，就是聚会，就是战争。风吹起层层麦浪，那就是我们的世世代代。试着看看眼前的街道：哪一处不是穿着衣服的粮食在走在流。无论你是男是女，是大人物还是无名小辈，除去那套衣装，除了粮食还有什么？即便你在思想，那也是粮食在思想。不同的思想，那是因为人们吃着不同的东西。　　饥饿也许是一种很好的教育。还有什么比饥饿更能让我们懂得粮食，懂得我们的根？正是红薯教会我懂得了饥饿。容易消化的红薯，让饥饿陪伴了我早年的时光。　　现在还记得我跟我弟弟卖掉晒干的红薯皮之后，站在一笼包子面前的情形：饥饿让一个人的感觉变得十分尖锐，有关食物的一切被推到极致——包子！热气腾腾的包子，带着面粉的香味，还糖香！饥饿就像一道强光，把食物点亮。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身体，从头到脚，我们活过的十几岁光景全都在呼喊：包子！——喊着我们的魂，喊着我们的前世今生！一个饱食的人大概永远也无法理解。　　不信，你可以试着去倾听那些麦子和稻米，看看能不能一直听到泥土深处。从一粒稻米身上，我听到一条江的流声，听到雪山在冬眠，又听到阳光在催它上路，听到云在飘，风在吹，雨水和泥土在窃窃私语。由此我知道，世间万事，人心的重量，全都可以用一颗麦子或是一粒稻米来称量。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大概不会知道。　　寒食节，中国古代一个有关食物的节日：从这一天起，三天不生火做饭。它已经渐渐被饱食的人们所遗忘，在最不应该遗忘的时候被遗忘。　　无独有偶，国外有谢肉节，还有一些类似的节日。宗教的修炼，从食物开始。如果饥饿也算是一种修炼，则我们多多少少也算得上有些童子功？我知道，粮食不但进入血肉，也成了我们的灵魂。